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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9年7月中旬,杭州9岁女童章子欣失联案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持续占据首位

  2019年7月中旬,杭州9岁女童章子欣失联案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持续占据首位。父亲常年在外打工,留下她与家中老人朝夕相处。这桩案件,再次撕开了留守儿童的伤痛。留守儿童所引发的各类问题既是家庭问题,也是学校和社会的问题。

  2014 年全国妇联公布的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》显示,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预算,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约6102 万,是农村儿童总数的37.7%,为全国儿童总数的21.88%。

  当前,大量文献已经在理论和实证上已经证明,学校和家庭是儿童成长的两个主要环境,当这些学习领域重叠时,儿童可以发挥最大能动性。然而,当父母居住地遥远,家庭与学校的关系就会失去活力。

  韩国延世大学教育系的助理教授Sung won Kim(下文简称Kim)在2019年第4期英国国际比较教育协会的官方期刊Compa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“留守儿童:中国农村教师对家庭与学校关系的认知”(Left-behind children: teachers' perceptions of family- school relations in rural China)的论文。

  在上述论文中,Kim指出,中学教师对家庭-学校关系的负面叙述源于其根深蒂固的观念,也就是传统的家庭-学校关系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所导致。

  父母:无法参加的班会

  Kim在2015年对42名留守儿童占比较大的中学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。这42名教师分别来自江西省的两所学校,这两所学校被当地教育局列为留守儿童人数最多的学校,留守儿童分别约占比45%(A学校)和33%(学校B)。

  其中,学校A位于江西省省会南昌市西北部的一个乡镇,这是该地区唯一一所学校。该学校将小学和初中合并,共有696名学生,其中283名是中学生。学校B是一所中学,共有1500名学生,每个年级有7-8个班级,只招收位于贫困县镇的中学生。在被问及当下最大挑战时,接受Kim访谈的42名教师中有40位认为, 父母的参与是家庭、学校和社会三大教育支柱中最重要的一环。留守儿童的教育应该是“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合作”,但当前家长缺席了诸多环节。

  在访谈中,两校教师都积极推行各种策略,加强家庭与学校的沟通。通常,监护人与教师的互动大多由教师发起。

  为了与留守儿童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加强沟通,最常见的形式就是电话联系。其中一位受访教师说,他们甚至每月自掏腰包几百元给留守儿童的父母打电话,报告孩子的学习进度和考试情况。学校B甚至要求教师发送大量短信给所有家长,内容包括学生成绩、假期时间以及孩子的课程表等等。

  此外,每年两到三次的班会强制要求家长到场。A学校的参加率非常低,有几位教师表示,在40-50名监护人中,只有12位监护人参加班会,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祖父母,有时,孩子的远房亲戚或者邻居也会来参加班会。为了能够与家长当面互动,学校甚至专门选择春节期间,父母都在家时组织班会。一位受访者表示,即使告知监护人家长会的重要性,依旧很多人缺席。

  教师:无声的偏见

  Kim发现,在接受调查的人中,多数教师虽然是当地人,但受过大学教育占半数以上(A和B学校的教育水平分别为77.8%和63.6%),这直接导致教师所持有的价值观和规范与家长之间产生交流的鸿沟。在他们的经验里,有些孩子即便参与了课堂活动,但仍然因为缺乏监管而无法按时完成课后作业,这让他们的工作难上加难,父母的缺席被他们解释为忽视“父母”角色。

  不断有受访者提供那些父母外出打工,孩子学业荒废的案例,而父母辞掉城市工作回乡伴读,孩子多数取得了成功。

  例如,一位受访教师在访谈中提到, “当孩子在八年级期末(注释:初二)时,我建议其父母回来,孩子的母亲回来以后,孩子就变乖了,不再逃课,成绩也逐渐好转。但是两三个月后他的母亲回到城市打工,这个孩子开始去网吧、抽烟和翘课,甚至不能继续学习九年级的课程。”

 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,Kim发现许多教师在描述时将“我们-教师”与“他们-父母”二元对立,而不是一种伙伴合作关系。

  一位受访者认为,留守儿童的父母对教育并没有充分重视。普遍被提及的一个词就是“观念”:“他们(父母)的观念只是希望孩子们‘以后能养活自己’稀里糊涂读到中学就够了”。甚至有教师说,父母们的不配合是学校实现教学目标的障碍。“这些父母根本没有把孩子放在第一位,他们总是太忙了。” 于是,家长来学校参加班会,被描述为一场持续的权力斗争。

  还有受访者表示,农村与城市最大的教育差异在于环境。城市更看重教育,他们很忙但还是会挤出时间照顾孩子;在农村,父母觉得自己太忙了。这种对农村父母未能与教师所想象中的城市教育标准接轨的解释,回避了中国城乡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,将责任全部推到农村父母身上。

  不难看出,教师对家长高参与度的期待,与城市中产阶级的规范非常一致。

  挫折感:乡村教师的消极情绪

  Kim在访谈中发现,乡村教师皆有一些消极情绪,包括恐惧、内疚、责备、压力和愤怒。因为要填补父母缺席的空白,在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中,教师们扮演着“关怀角色”和“教学角色”,而他们的挫折感就源于在两个角色中不断切换以致时间与精力不足。一位受访教师说,“我们自己也有家庭和小孩要照顾,这绝不是长久之计”。

  消极情绪在班主任身上体现更加明显。他们负责班上的每个学生,关心学校招生,管理不听课的学生,在教室里保持卫生,并在黑板上发布每日公告。受访的学校B总共1500名学生,其中有800多名在学校寄宿。班主任每周至少有2-3天寄宿在宿舍,监督早上6:30的自习时间和晚上8点的自习时间。

  如何走出困境

  当前,以城市父母为教育基础的参照框架并不适合农民工家庭。

  Kim指出,需要重新审视家庭与学校关系模式。一方面,由于父母的缺席需要重新建立新的家庭-学校关系的模式,新模式不能过度依赖父母的参与,例如训练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。鉴于祖父母隔代照顾的普遍存在,将祖父母纳入新模式也是选择之一。

  此外,Kim建议,减轻教师的课外负担,为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积极沟通提供更好的途径;为教师们提供更好的入职培训和在职方案,使教师能够更好地了解与处理诸如农民工家庭等具有挑战性的情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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